序言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含义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或国际组织不能干涉属于其他国家或组织成员内部管辖的事项。[1]不干涉原则派生于国家主权原则，旨在保障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都能得到尊重，并且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平等且独立的行使国家职能。
作为当今国际社会秩序基础的重要基石性文献，《联合国宪章》对于国家之间的平等、国家的独立、不干涉内政有着明确的规定。其中，第一条规定，联合国之宗旨为：
“二、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
这一条特别强调人民平等的权利，强调自决原则作为开展国际友好关系、促进普遍和平的基础，就是特别注重不干涉内政的意义。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规定：“为求实现第一条所述各宗旨起见，本组织及其会员国应遵行下列原则：
……
四、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
七、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
这里又进一步、更为细致和明晰地规定了不侵犯、不干涉他国主权的原则，具体体现为不侵害他国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不干预属于国家国内管辖的事件。此后的国际法规则对此予以深化。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中，在涉及“依照宪章不干涉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事件之义务之原则”时明确规定，“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因此，武装干涉及对国家人格或其政治、经济及文化要素之一切其他形式之干预或试图威胁，均系违反国际法。”[2]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间的干涉行为通常表现为一（(尤其是霸权国或主要大）)“为维持或变更事务的实际情况而对另一个国家事务的专横干预”。[3]干涉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武力干涉外还包括一些非武力的干涉手段，如对其他国家的事务发表干涉性言论、利用媒体进行煽动性宣传、针对其他国家的事务通过决议或法案、以及对别国实施经济制裁等。
美国在立国之初，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即华盛顿所说的绝不参与或卷入欧洲事务。然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美国成为了全球事务的全面设计者与引领者，美国不再仅仅局限于对美洲事务的规划，而是开始对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都表达了非常的关切。自1823年的“门罗主义”到如今的“新门罗主义”，美国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已经从美洲地区扩展到了全世界。无论是欧洲的复兴与开发，还是亚太地区的发展与平衡，甚至是中国的内政，美国都要进行干预。
美国是世界上干涉别国内政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美方自身的数据可知，其中从1992年到2017年的25年间，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就达到了188次。[4]美国出于地缘战略和国家利益上的不同考虑，采取了典型的实用主义策略，即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标准的干涉：（1）顺势而为，如对埃及；（2）外交庇护，如对巴林；（3）武装干涉，如对利比亚。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喊着捍卫人权的口号，堂而皇之地干涉别国内政。从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多年不息的战火，到“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数量激增的难民，美国不仅一手操纵了当年西亚北非的动荡，而且导演了“颜色革命”，致使众多国家久无宁日。[5]
一、以捍卫民主为名的干涉侵犯他国主权
美国自诩为世界上最倡导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喜欢干涉别国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自由选择的国家。美国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行为由来已久。在其羽翼稍一丰满之际，就开始侵犯他国的主权和领土。早在19世纪的西方殖民时代，美国就曾以行使所谓的“领事裁判权”（consular jurisdiction）为名，对其半殖民地国家的司法裁判权进行干涉，严重地侵犯了被干涉国的主权与内政。其中包括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性质的《中美望厦条约》，第21条就首次提到了“嗣后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诉讼交涉事件，中国民人由中国地方官捉拿审讯，照中国例治罪；合众国人民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换言之，侨居在中国境内的美国公民如果触犯了中国法律，中国的司法机制是不能对其按照中国的法律予以审判的，而只能交由美国领事馆处理，这显然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危害中国民众基本人权的行为，对中国内政构成赤裸裸的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法确立了许多对居住在海外的公民和实体组织权利的保护措施。在这种情形下，一国再以为了保护其本国国民的利益为由，滥用大国外交保护干涉东道国内政，就是典型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尽管如此，美国在许多场合依然援用这一理由干涉他国内政。
上述以民主和自由为借口的干涉行为不仅违背了国际法，而且对他国主权构成了严重的侵犯。20世纪60年代，美国以保障自由世界为由干涉安哥拉独立。安哥拉地处非洲南部，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世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兴起，作为葡萄牙殖民地的安哥拉先后出现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三个党派。由于苏联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这支党派，这使得深受冷战思维影响的美国支持另外两个党派。于是，这场本身致力于国家民族解放的斗争，在大国的干涉中逐渐演化成为国家内部的党派之争。1975年3月葡萄牙在安哥拉撤军后，安哥拉出现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为缓解美国干涉越南战争失败造成的国际影响力下降，美国将安哥拉视为美苏博弈的一个新的重要战场。近年新解密的文件证明，美国在安哥拉内战爆发前的6月初就已对为如何干涉安哥拉内战的隐蔽行动作了初步的计划和评估。一份标志时间为6月11日的备忘录中已初步计划了隐蔽行动的内容，其中包括三个部分：隐蔽财政援助，隐蔽政治援助，隐蔽军事援助。在这份文件中，美国确定了如何干涉安哥拉的措施和规模。[6]1975年11月11日，在维持了短暂的和平后，安哥拉正式爆发了两派三方的全面内战。这场在美国干预下的战争持续了27年之久，造成上百万安哥拉人丧生，三分之一的安哥拉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同时也对安哥拉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使其至今仍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安哥拉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干预而成为自由世界，反而成为了一个基础设施低下、经济发展受阻、人权状况堪忧的国家。
美国以保护本国公民为由，公然违反国际法干涉格林纳达内政。1983年10月25日凌晨，美国宣称“由于格林纳达成立了新政权，居住在该岛的上千名美国人遇到了危险”，进而以海陆空联合的方式对格林纳达发动了武力突袭，并强行登陆该国。格林纳达只是一个位于加勒比海上的袖珍小国，国土面积只有344平方公里，当时国内正规军和民兵仅有4000余人，既没有海空军队，也没有坦克和大口径火炮的重型武器，美国却投入了15艘各型舰艇和230架战机，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毫无悬念地只进行8天就结束了。[7]毫无疑问的是，这场战争的实质就是美国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其目的是加强和巩固美国在中美洲地区的战略地位与战略优势，希望克服里根政府上台初期因越战失败所引发的国内政局紧张。美国的这一侵略行为不仅危害了相关国家的人权，而且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1983年11月2日，联大第38/7号决议就对美国的这次行动给予了批评；战争爆发后，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在华盛顿召开紧急会议，会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美国在格林纳达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不干涉原则”，要求美国立即撤军。[8]这场非法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也使得美国的国际声誉大打折扣。
美国以推动建设民主社会为名干涉尼加拉瓜内政。自1980年起美国开始介入尼加拉瓜内战，扶持尼加拉瓜反政府力量，并对尼加拉瓜的桑解阵政权实施准军事行动，祸乱社会，置民生于水火。从1984年开始，在美国的自主和直接参与下，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组织在尼加拉瓜的布拉夫、科林托、桑提诺等几个重要港口附近布雷，范围包括尼加拉瓜的内水和领海。港口布雷对尼加拉瓜的进出口贸易，特备是石油供给造成了很大打击。1984年1月3日，日本的一艘商船在科林托港外触雷；3月20日，苏联邮轮也在科林托港触雷，并造成5名船员身受重伤。短短的几个月内，就有6个国家的12艘船只在尼加拉瓜水域触雷，这严重威胁到了尼加尼加拉瓜的安全和航行。美国还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攻击尼加拉瓜港口、石油等设施。[9]美国政府在对尼加拉瓜裁决军事行动的同时，还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加强对尼加拉瓜主体经济农业的破坏。反政府武装攻击合作社、威胁农民，还向居民区发射迫击炮，造成了十多万难民的伤亡。由于受到反政府武装的攻击，一些地方的农民无法正常农耕，致使农作物减产。里根政府还对尼加拉瓜进行经济制裁。1986年4月至7月，政府通过的国家安全决定指令第124号文件《中美洲促进民主、经济发展与和平》中就明确指出，“对尼加拉瓜进行经济制裁，将会给桑地诺主义者带来压力。”[10]1984年4月9日，尼加拉瓜向国际法院提起申请，请求法院责令美国立即停止上述行为，并对尼加拉瓜及尼加拉瓜国民所受的损失给予赔偿。最终，国际法院认定美国存在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干涉尼加拉瓜内政的行为，因此美国有义务立即停止和抑制一切违反上述法律义务的行为，赔偿尼加拉瓜由于违反习惯国际法义务所造成的损失。[11]然而，美国却拒绝执行国际法院的判决。最后，尼加拉瓜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在1991年向国际法院撤诉并表示再也不会追究此案。美国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干涉尼加拉瓜内政，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阻碍了尼加拉瓜国内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民众的大量伤亡与流离失所。[12]此外，美国政府在尼加拉瓜制造的分裂与长期内战，同样也导致了人民内部的对立与仇杀，从而为尼加拉瓜未来的和平与发展埋下了一粒危险的种子。
美国为维护其在巴拿马运河区的利益，以保护本国公民为借口，公然向巴拿马发动武装入侵。1989年12月20日，美国以保护在巴拿马的美国公民为借口，以2倍于巴拿马的兵力悍然对巴拿马发动了军事入侵。[13]当日凌晨，隐蔽在美国的F-117A隐形战斗轰炸机潜入巴拿马里奥阿托镇上空，紧接着两个椭圆形物体直落而下，顷刻间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气浪和烟雾吞噬了巴拿马两个连队的营房。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海豹”小队的部分队员袭击了诺列加的小型私人机场，炸毁了诺列加的座机。另一部分“海豹”队员袭击了守卫诺列加专用船的卫兵并炸沉船只，从而切断了诺列加的空中和海上逃路。接着，美军5支特遣队同时向巴军27个重要目标发动进攻。[14]在美国入侵的14个时期间，这个人口总数仅有200万的小国遭受了美军飞机投下的400多枚炸弹的轰炸，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许多民众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巴拿马的建设与经济受到了巨大的损失。美国对巴拿马的军事入侵是其霸权主义的典型表现，是对拉美国家人权的无视和践踏，理所当然地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美国以打着民主的旗号实行舰炮政治，威胁主权，干涉内政，不仅侵害了国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严重威胁了相关国家的自决权，给世界人权事业笼罩了一层浓重的霸权阴霾。
二、以人道主义为名的干涉酿成人道灾难
尽管人道主义干涉在文辞上似乎具有合理性，但实践中的人道主义干涉从未维护人道主义，故而，此类情况并非被普遍接受的习惯国际法。人道主义干涉包括两类行为：一是为了人道主义目的而实施的强制行动，它是在出现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下，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有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组织实施的或者由其授权而进行的集体干涉；另一类是没有授权的单方面的或由多国进行的干涉。[15]由于“人道主义干涉是一个经常引起混乱和误解的概念”，[16]国际社会的实践中很少存在排除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考虑的、纯粹出于人道主义的干涉。冷战结束以来的不同阶段，美国以“人道主义干涉”为理由强行对他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进行改造，野蛮干涉他国内政，酿成了诸多的人道主义灾难。
美国在伊拉克库尔德危机中，表面上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实际上积极谋取自身利益。1991年4月5日，美国及其盟国作为发起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688号决议草案，其中谴责了“在伊拉克许多地方包括最近在库尔德人居住区人民受压迫，以致威胁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最终，该决议以10票赞成、3票反对和2票弃权被通过，这是海湾危机以来安理会所有通过的决议中获得支持最少的一个。并且，688号决议没有提到《联合国宪章》第7章，也没有提及任何集体强制措施，更没有明确授权或同意多国部队的军事干涉。[17]然而，由美国领导的西方多国部队凭借安理会的688号决议对库尔德实施了联合干涉，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了禁飞区为伊拉克德尔库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治机会，在伊拉克内部形成了国中国。在1991年11月联大辩论中，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的干涉虽然增强了联合国对紧急情况的反应能力，但是它构成了对一国主权的侵犯。负责与伊拉克商谈有关人道主义救援问题的联合国官员埃里克（Erik）也认为：“多国部队的干涉是没有授权的单方面行动，因此根据国际法，它是非法的。作为单个的先例，它不能创立一个新的习惯规范。”[18]美国此举貌似为了支持库尔德人的自治或独立事业，实质上却是为了石油资源，为了维护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霸权地位。随着2017年中东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伊拉克库尔德人的重要性在美国政治战略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所以当伊库区在2017年9月25日举行独立公投时竟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19]由美国在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上的态度反复可知，库尔德人的人权状况如何、自决权是否合法等问题都不是美国最主要的关切，美国的干涉行动所看重的是如何使自身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对于目标国的人道主义没有任何真正的关注。
美国对南联盟的干涉更是造成了惨痛的人道主义灾难。20世纪90年代，随着南联邦解体，由于领土、财产和利益分割上的矛盾以及原本存在的民族纠纷和宗教冲突，各共和国间和各国内的不同民族间先后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武装冲突。1996年阿尔巴尼亚民族激进分子成立“科索沃解放军”，开始采取暴力手段的分离运动。1997年以后，科索沃地区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事件，伤亡人员日趋增多，约30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20]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南联盟实施了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美国对南联盟的干涉直接激化了该国的民族矛盾和相互之间的仇杀，波黑战争与科索沃战争导致近30万人死亡，近300万人沦为难民，最终南联盟被肢解成羸弱国家。[21]美国及北约插手干涉科索沃危机，不仅表现为对捍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南联盟的政治施压、经济制裁、军事威胁乃至赤裸裸地使用武力，而且体现在对科索沃阿族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武装的袒护、纵容甚至支持。[22]科索沃危机本是一个属于南联盟内政的民族问题，美国与北约绕开联合国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不仅造成了该地战火纷争不断，人权和人道主义危机不断，与此同时也加剧了科索沃从南联盟分裂的进程。可是当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事件、整个国家真正深陷人道主义危机之时，美国却没有像以往一般积极干涉，而是对此表现得冷漠。由此可见，美式的“人道主义干涉”本质上只是追求单级霸权的一个借口，从而掩盖自己非法干涉他国内政、掠夺资源与获取利益的面孔。
以保护的责任为由军事干涉利比亚，破坏利比亚的社会发展，导致深重的人权危机。保护的责任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与理论发展中应运而生，2005年国际社会正式接受了这个概念，这一年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这也是对保护的责任最具权威的承认。从概念本身而言，保护的责任作为国际法中的一项原则，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社会对于极端的人道主义危难形势实施行动，既不必囿于传统人道主义干涉所要求的“当事国同意”，又具备了超越“人道主义干涉”所蕴含的单边行动危险的可能性。[23]然而，保护的责任一方面缺乏精确的界定，另一方面欠缺完善的国际制度设计与保障，[24]这也直接导致了在实践中保护的责任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掩饰人道主义干涉的“特洛伊木马”，成为了美国非法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利比亚曾经是北非最富有、社会福利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虽然其国内也存在着一些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不是灾难性的。随着2011年美国以保护的责任为武装干涉利比亚，这个国家陷入了战乱、资源短缺与大量难民滋生的困境中。自2011年2月起，源于突尼斯的动乱蔓延至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开始武力镇压反政府势力，内战爆发。反对派组成“全国过渡委员会”，以达到推翻卡扎菲政权和建立民主政体为宗旨。2011年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制裁利比亚，冻结卡扎菲资产，并把事件交由国际刑事法院处理。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0票赞成，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第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3月19日法国率先空袭利比亚，美国和英国紧随其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反对派在军事上频频得手。在第1973号决议通过以后的时间里，以法国为首的北约诸国利用先进的军事设施，帮助利比亚反对派与政府军作战，这就成了扶助交战中的一方攻打另一方的战争，而不再是人道主义援助。至8月22日凌晨，反对派已全面控制首都的黎波里并全城搜捕卡扎菲。到了10月北约不停轰炸苏尔特，直至10月20日卡扎菲被杀身亡，利比亚政局陷入混乱。[25]美国以保护的责任为名干预利比亚内政，不但没有提升利比亚人民的人权状况，反而摧毁了利比亚原有的社会福利机制，导致了更为严重的人权危机。
美国以叙利亚存在化学武器和人道主义危机为由，支持叙利亚反政府军，公然干涉叙利亚内战。“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叙利亚反动派要求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下台，进而发动了对叙利亚武装部队及亲政府民兵组织的恐怖袭击。2011年8月，随着叙利亚局势的不断恶化，美国总统奥巴马公然发表言论表示，总统巴沙尔应该下台，改变叙利亚政权将是美国对叙利亚政策的头等大事。随后美国干涉介入叙利亚内战，为反对派提供武器、食品和药品等援助。[26]2018年4月叙利亚局势再度成为焦点，4月7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生疑似化学武器袭击事件，14日美国联合英国和法国，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原则”与“维护世界和平”为由，在绕开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叙利亚发动了空袭。英国政府还公布了其司法大臣的法律意见，指空袭叙利亚属于必要的“人道主义干涉”，是为了缓解叙利亚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27]据叙利亚人权组织称，这场空袭的死亡人数接近2万，其中大约有6500人是平民，导致了冲突以来最大的一波难民潮。[28]
往事历历，被干涉的国家残垣断壁、民生凋敝、社会动荡、治理失序，被干涉的人民颠沛流离、苦不堪言。这样的行动，与人道主义目标背道而驰，不仅没有提升人道主义，而且导致人权水平断崖式的下降。
三、反恐怖主义为名的干涉引发安全危机
美国在经历了“9·11”恐怖袭击后，加紧退出反导条约，提出打击所谓“邪恶轴心国”的口号，拒绝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而且是把谋求太空绝对军事优势和称霸太空作为既定方针。[29]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战争的本质，无非是为了服务美元、石油、军火等垄断集团的利益。恐怖主义一般是通过暴力犯罪的形式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并且往往与宗教和极端主义或民族分裂势力相关联，但国际社会缺乏对恐怖主义概念的明确界定，这使得美国采取军事手段干涉他国内政有了可乘之机。于是，美国以反恐为名对外军事行动包装成正义的化身，实际上却是为获取利益、谋取霸权、输出价值观打击不同意识形态所服务。
此种行为引发了广泛的安全危机。其中，借着渲染恐怖袭击受害者的身份，美国采取了诸多霸权干涉措施。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反恐的第一战，也是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9·11”事件在给美国造成惨痛打击的同时，也为美国之后一系列的侵略和干涉行为提供了借口。美国在2001年10月7日发动了针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的阿富汗战争。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向世界宣布，美军要在阿富汗打一场样式很特殊的反恐战争，以彻底消灭制造“9·11”恐怖袭击的幕后黑手及其同盟者塔利班武装。[30]随后在2001年的12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1386号决议，授权成立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阿富汗局势采取行动。然而，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合法性与正当性，根据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的记录，在2009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阿富汗冲突造成28291名平民死亡，52366人受伤，而大量的阿富汗平民伤亡中，有不少就是美军的袭击造成的。[31]针对美国在阿富汗的霸权行径，2017年11月20日国际刑事法庭开始立案调查阿富汗反恐战争期间美国的战争罪行。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因为美国曾经为了抗衡苏联而支持了在阿富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才有了后来的本·拉登恐怖主义。这场持续了20年之久的反恐战争，并没有终止阿富汗的战乱和塔利班政权。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对外宣布已经正式接管阿富汗政权，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之路可谓是越“反”越“恐”。
美国以反恐为名对伊拉克所进行的干涉，不仅将伊拉克这个国家的安全无处存身，而且使伊拉克人民陷入长期的苦难之中。2003年3月20日，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支持恐怖组织”为由，在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组织以美英为主的联军对伊拉克发动了一场“先发制人”的武装打击，并推翻了萨达姆政权。[32]这场战争历时近9年，直至2011年12月18日美军才全部从伊拉克撤出。事后，美国不得不承认并没有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萨达姆政权与国际恐怖组织有联系。但这场战争却造成伊拉克数十万人死亡，数千名美英联军丧生，伊拉克的历史文化和经济损失惨重。[33]依据时任国务卿鲍威尔手里晃悠的那一小瓶“洗衣粉”，美国就以“伊拉克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绕过联合国展开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推翻萨达姆政权，霸占世界第二大石油资源。[34]美国既不存在迫在眉睫的武力攻击或武力威胁可以支撑其采取“先发制人”的武装打击，也没有事先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甚至在事实上也没有证据证明伊拉克与恐怖组织的关联。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讲，美国对伊拉克的这场武装打击就不是反恐行动，而是一场非法的武力入侵行为。
反恐为名制裁苏丹政府和相关个人，以此谋取本国经济利益。1993年因被指控为包括哈马斯、真主党等组织提供支持，并包庇本·拉登、“财狼”卡洛斯等国际恐怖分子，美国将苏丹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名单，开始对苏丹进行制裁。不仅实施武器禁运，而且禁止两用（即既可军用又可民用的物资与技术等）出口，停止为苏丹提供国际援助，并限制国际金融机构对苏丹贷款。1997年，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指责苏丹继续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宣布对苏丹政府进行“冻结资产”、“贸易禁运”等进一步制裁措施。2006年，美国小布什政府以达尔富尔等问题为由，再次加码对苏丹政府和相关个人的制裁，并对苏丹石油工业发展进行限制。按照制裁令，美国政府不仅冻结了苏丹政府在美资产，还对其进行贸易禁运及金融等领域的严格限制。在美国的制裁干涉下，苏丹不得不在2011年被迫接受南苏丹独立，但美国却出尔反尔拒绝解决制裁。直到2017年10月6日，美国国务院才宣布解除对苏丹的制裁。长达20年的制裁给苏丹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据苏丹政府估算，制裁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400亿美元。2011年，南苏丹分裂带走大量石油收入，制裁对苏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进一步显现。[35]但美国并没有停止对苏丹的干涉，直到2019年苏丹发生政变后，美国还干涉过渡政府努力改变所谓的“宗教和人权”状况。2020年10月根据当时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要求，苏丹政府同意和达区反对派和解，双方签署了《最终和平协议》并同意共享权力，接着又同意向美国的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支付3.35亿美元赔偿等一系列条件，美国国会才最终于2020年12月14日宣布将苏丹从“恐怖国家名单”中移除。[36]但多年制裁所导致的粮食、燃油等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以及经济发展受阻，使得苏丹依然深陷民生危机。
美国以反恐为名，滥用武力，任意拘禁，破坏国际与国内法治，更深度地破坏了相关各国和人民的权利，使得免于恐惧的安全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四、以单边制裁呈现的干涉阻碍世界发展
对其他国家实施单边制裁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中的不干涉原则，不仅破坏了国际秩序的和平与稳定，而且还制约了国际社会的经济发展、加剧人道主义灾难。数以十计的联合国大会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特别报告员报告等文件反复确认和重申，单边制裁“措施和立法有违国际法、国际人道法、《联合国宪章》以及关于国家间和平关系的规范和原则”。代表广大亚非国家的亚洲－非洲法律协商组织自1956年成立以来，也多次从法律角度明确反对单边制裁。[37]然而，美国却为了自身的霸权地位与国家利益，长期对多国实施单边制裁行为，打着民主和人权的口号对他国进行污名化，煽动颜色革命，推动政权更迭。
早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对危地马拉的全方位制裁措施就严重阻碍了该国的发展。位于中美洲的危地马拉于1944年以一场革命的形式推翻了当时的暴君，开始建立起了民主政权。民主政权大抵是以罗斯福的新政为模型，并逐渐成功地将独立经济发展置入正轨。[38]然而，就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获得了危地马拉支持中美洲国家共产主义活动的情报，为了遏制危地马拉形式对美国利益的进一步不利影响，美国从1953年起制定了一系列制裁危地马拉的“胜利行动”计划。[39]在经济上，美国对危地马拉进行出口管制，限制对危地马拉的商业贷款，切断对该国的石油供应；军事上，对危地马拉实施武器禁运，同时增加对其他拉美国家的军事援助以孤立危地马拉；在外交上，挥舞意识形态大棒，大肆污蔑、渲染危地马拉遭到“共产主义渗透”的威胁。美国政府对危地马拉的干涉，彻底地摧毁了危地马拉中产阶级的民主改革，把危地马拉的经济发展与民主进步拦腰斩断，使危地马拉重新陷入了严重的贫困落后、社会混乱、恐怖和独裁统治。危地马拉至此陷入了长达36年的内战中，造成数十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流离失所。[40]
类似地，长期对古巴实施单方封锁与制裁，严重损害了古巴的经济发展，危害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古巴应该是当今世界上遭受美国单边制裁时间最久的国家之一，受封锁时间长达60年。根据古巴政府的相关统计，自1962年以来美国对古巴的经济、金融、贸易等多个领域实施封锁和制裁，目前为止已导致古巴损失近1500亿美元。一直以来，国际社会对单边制裁都持强烈反对态度。联合国大会从1989年起，每两年通过关于反对以单边经济措施为手段在政治和经济上胁迫发展中国家的决议；1992年起每年通过决议敦促美国终止对古巴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1997年起每年通过决议聚焦人权与单边强制措施问题。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期间，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的单边制裁措施超过240项，其中50多项启动于新冠疫情肆虐之际，给古巴民众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冲击。[41]虽然两国关系在2015年时曾一度有所缓和，但自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再次采取了“极限施压”政策，不断加码对古巴的制裁。甚至是在全球新冠疫情肆虐的背景下，美国依然对古巴实施了超过50项的制裁措施，致使古巴社会经济活动遭受重创，使古巴民众的生活雪上加霜。古巴经济学专家里卡多·托雷斯指出，对别国实施经济制裁是美国在国际上推行强权政治的惯用手段。美国政府谎称“对古制裁仅针对政府，不针对民众”，而实际上长期的封锁对古巴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危害。美国政府还将新冠疫情视为加速对古施压的契机，企图借此机会切断古巴旅游业、侨汇等主要外汇来源，摧毁古巴经济，削弱政府权威，制造社会动荡，颠覆古巴政权。[42]美国长期对古巴采取单边制裁与封锁的行为是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体现，不仅违反了国际法的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原则，同时也摧毁了古巴经济，损害了古巴人民的根本利益，破坏了国际社会的地区性安全与稳定。
同样，不断加码制裁导致伊朗经济增长受创，国内陷入人道主义危机。制裁伊朗是美国国际类单边域外制裁中的典型代表，自2015年8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后，美国对伊朗重新开始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2019年1月10日，美国白宫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制裁伊朗附加措施的声明，11月4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多名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相关的个人和实体。[43]美国制裁伊朗的过程中，还涉及到了干涉其他国家对的伊朗政策，是典型的霸权主义行径。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主要包括：禁止伊朗在国外参与核领域的投资活动；禁止各国向伊朗出口坦克、战斗机和军舰等重型武器装备；禁止伊朗进行任何与可运载核武器弹道导弹有关的活动；加强在港口和公海对涉嫌运送违禁品货船的检查措施；禁止各国与伊朗进行与核相关的活动有关的金融交易，同时禁止伊朗在国外开设可能会被用于资助其核活动的独资或合资金融机构。面对美国的制裁，伊朗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多个领域承受重压。特别是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性爆发，在美国不减轻制裁的情况下，伊朗根本无法正常采购到用于抗击疫情的药品、防护设备和疫苗等物资。美国将食品和药品这些基本的民生用品也纳入到制裁清单的做法，就是罔顾伊朗人民的生命与健康。某种程度上而言，美国就是造成伊朗人道主义灾难的凶手。“制裁和疫情就像刺向伊朗的两把剑，伊朗政府一方面要从美国制裁中挽救本国受重创的经济，另一方面要从疫情蔓延中挽救生命。虽然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法案豁免了部分药品和医疗设备，但制裁对贸易、金融、企业、银行系统等领域的广泛限制，使国际上的药品和设备很难进入伊朗市场。”[44]
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导致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紧张化。2016年3月10日，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16日美国白宫新闻办发布公告称将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措施，直至朝鲜最终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这份制裁行政令的内容包括冻结朝鲜政府在美国政府境内的任何资产，禁止对朝鲜的商品、服务、技术出口以及在朝鲜进行新的投资。同时美国政府还将把与朝鲜主要行业有贸易往来的人列入了黑名单。面对美国更加严苛的制裁措施，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在声明中也给予了强硬的回复，它表示因为特朗普当局的“过度军事挑衅”朝鲜半岛形势极其严重，特朗普当局出炉的对朝政策包括高强度的制裁打击、在韩国部署永久战术核武器、对朝进行“斩首行动”和先发制人打击三部曲。朝鲜对此也将根据美国挑衅的方式和程度，以包括核打击手段在内的所有朝鲜式超强硬方式予以坚决回应，朝鲜不会重蹈伊拉克和利比亚的覆辙，朝鲜有能力打击韩国、日本甚至美国本土目标。[45]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朝鲜进行核试验的行为对半岛安全存在着重大隐患，但目前国际法中尚不存在可以禁止朝鲜进行核试验的相关条约或国际习惯。因而，美国单方面对朝鲜实施制裁的行为既不具有合法性也不具有正当性，反而加剧了朝鲜半岛局势的复杂化与紧张感。
美国的制裁措施导致了委内瑞拉经济严重衰退，造成委内瑞拉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退化。委内瑞拉是一个邻近美国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中等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面临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地缘政治利益。美国为了维护本国在拉丁美洲的地位与利益，以维护该地区稳定为理由不断干涉委内瑞拉的国内政治。美国的干涉目的昭然若揭，就是为了获取委内瑞拉的石油，以此来实现对委内瑞拉石油资源的抢夺。根据委内瑞拉经济学家路易斯·奥利弗罗斯撰写的调查报告，美国的制裁对委内瑞拉的各个部门，包括已经恶化的石油工业、食品、药品、燃料进口以及人道主义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都产生了消极影响。[46]2019年1月23日，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自行宣布为临时总统，美国立即同意，随后马杜罗政府立即宣布与美国断交，并于4月27日宣布正式退出美洲国家组织。紧接着委内瑞拉迎来的却是美国全方位的制裁，就连委内瑞拉的国境线都被进行了封锁。[47]美国对委内瑞拉不断加码的单边制裁造成了该国严重的经济和人权危机，国内形势的恶化迫使大量委内瑞拉人民离开家园。根据联合国统计，截至2018年底委内瑞拉的移民与难民总数已达300万人，其中有80%的人选择去往其他拉美国家。此外，委内瑞拉的难民问题也逐渐演变成为区域性危机，大量来自委内瑞拉的难民同样给拉美的其他接收国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救济压力，这些拉美接收国家不得不面对更加严重的财政和就业压力，各拉美国家的安全问题也由此产生了新的隐患。
美国以一贯的霸权思维和霸道行径宣布单边制裁俄罗斯。2021年8月20日，美国连同英国宣布对涉嫌毒害纳瓦尔内的俄罗斯情报人员及其相关机构实施制裁。同日，美国政府还宣布对参与“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的一艘俄罗斯籍船只和两名俄罗斯公民实施制裁。随后，美国国务院将“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向美国提交报告，认定涉及该项目的俄罗斯两个实体将受制裁，另将两艘船只列为将被冻结财产。[48]纳瓦尔内事件本质上是俄罗斯的国内事务，美国在尚未查明真相的前提下指责俄罗斯有罪的做法是不正当的，以此为由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单边制裁更是毫无道理的对反国际法不干涉原则的违背。“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是俄罗斯与德国两个主权国家间的事务，美国在阻挠该项目未果的情况下，凭借国内法对其实施域外制裁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近年来，美国和俄罗斯两国间的关系本就复杂，美国此次既缺乏国际法依据、又欠缺事实真相佐证的对俄制裁行动，无疑会使两国本就敏感脆弱的关系雪上加霜，从而不利于国际区域与整体的安全与发展。
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是促进人权的重要条件。美国出于各种名目采取的制裁措施，试图陷对方国家于经济困境，就是罔顾他国人权，一意孤行地达到自身霸权目标的典型。
五、依据国内决议的干涉挑战国际法原则
主权平等原则是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中的基石性原则，位居《联合国宪章》中的七大基本原则之首。主权原则包含的一项基本国际法常识就是主权国家之间无管辖权。换言之，一国不得滥施“长臂管辖”，不得利用本国的国内法制裁其他国家人民在本国领土外的正常活动。然而，美国通过制订决议或法案的方式对其他主权国家、机构或个人实施制裁，是其惯用的对他国进行非军事干涉的伎俩。从过去到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深受美国干涉内政之害。这种对他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大多时候都打着捍卫人权的旗号。美国以他国人权困境为借口，通过签署决议或法案的方式对他国进行制裁，其本质却是用荒唐、虚伪的双重标准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行为。美国擅长于用人权和民主这类所谓的“普世价值”对另一个国家进行干涉，用以打击与其利益或意识形态存在冲突的国家。
美国通过“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简称“台北法案”）干涉中国台湾内政，危害中国人民的主权和人权。中国台湾地区自蔡英文当局执政以来，先后已有普林西比、巴拿马、多米尼加、布基纳法索、萨尔瓦多、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等七个国家与中国恢复或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有3个是拉美国家。2017年6月13日，中国同巴拿马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巴拿马共和国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拿马共和国政府即日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2018年5月1日，多米尼加共和国与中国建交；同年8月21日，萨尔瓦多共和国与中国建交，他们也同时宣布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49]这使得一直将拉美视为自己后花园的美国感到了不适，一方面美国受其固有的零和思维的影响，另一方面为了巩固自身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自2017年起美国陆续通过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报告》等文件，方面地将中中国视为假想敌、美国称霸世界的绊脚石与竞争对手。为制衡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发展，美国开始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2020年3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此前由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台北法案”，这一法案公然阻扰台湾的所谓“邦交国”与中国建交，并要帮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声称对于“采取行为伤害台湾安全或繁荣的国家，美国应考虑改变与其经济安全与外交接触”。[50]在1979年的《中美交建公报》中，美国明确承认了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此举无疑是对《中美建交公告》的违反，是对中美两国关系的伤害。对于中国与拉美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公开、透明和正常行为，美国却公然进行干涉，美国国务院宣布召回驻这几个拉美国家的大使或代表，并给其他拉美国家施加压力，阻止他们与中国建交。可见，美国这一系列的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是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霸权主义行径。
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公然插手中国香港事务企图扰乱中国的国内社会稳定。中国制订并通过香港国安法，一方面是为了确保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在维护国家安全时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坚持法治原则。香港国安法明确规定了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之中，要遵守并具体体现法治原则与人权保障原则。[51]美国却不顾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原则与中国政府的强烈的反对，通过了所谓的“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来干涉香港事务。香港修例风波发生以来，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不断升级，这些暴力行为突破了法律、道德和人性的底线。暴徒疯狂打砸、肆意纵火、瘫痪交通、暴力袭警、残害市民，将校园变成“兵工厂”，严重侵害包括警务人员在内的广大市民的人身安全、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严重危害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将香港推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却把肆意纵火、打砸商铺、暴力袭警等严重犯罪行径称为是人权和民主的问题，进而插手香港事务，公然为香港激进势力和暴力分子撑腰，伺机与“港独”分子里应外合，严重危害香港繁荣稳定。中国多次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美方肆意挑战中方底线，践踏“一国两制”原则，并妄图借此牵制中国发展。在此背景下，美国众议长佩洛西却扬言，“如美国因商业利益而不为中国的人权发声，美国就失去了在世界任何地方为人权发声的道德权威”。显然，佩洛西将美国人权立场标记为“政治正确”，而美国国会推动涉港立法，意在使美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有据可依”，给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撑腰。同时，美国国会还推波助澜要求政府不但表明美国的“人权立场”，更要对华采取“实际行动”。[52]香港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香港人民、中国人民、甚至是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只有在香港的社会秩序与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香港公民才能享有最基本的人权。美国相关的涉港法案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利益的公然挑衅，破坏了香港的民主自由与高度自治。
美国通过“涉疆法案”干涉中国在新疆的反恐措施，以莫须有的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21世纪以来，为应对世界各地日益蔓延的以宗教为主要特征的恐怖主义，联合国先后制定了《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中国根据这些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反恐文件，对本国领土内新疆地区出现的极端主义分子开展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早日回归社会，恰恰是符合联合国反恐战略目标的行为。然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在2020年6月17日签署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反恐过程中对穆斯林少数群体实施了多项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从而对中国相关人员采取了限制入境、冻结资产等制裁措施。此后，美国众议院又于2020年9月22日和30日先后通过了“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和“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披露法案”，继续对我国在新疆的政策横加干涉。[53]美国在缺乏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对中国依照国际法与国际社会的通常做法开展反恐、去极端化的正常行径肆意歪曲，是对中国内政赤裸裸的干涉。新疆曾经深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之危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依法打击暴恐活动，积极推动去极端主义化，不断促进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美国关涉新疆民主和人权问题是假，妄图利用新疆恐怖和极端主义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并最终实现其政治利益是真。
在主权国家林立的环境下，维护人权首先要确保主权，要避免国家分裂，美国这种伪善地挑动他国内部事务、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不仅显示了其一以贯之的霸权主义、美国优先的心态，而且揭示了其对人权的忽视，为一己之利祸乱世界人权。
结论
人权，不是有口无心地念上几句就能真正实现的。需要深入而踏实的努力，需要久久为功的持久建设。一些国家不仅自身的人权保护遇到了瓶颈，甚至不断下滑，而且对他国的人权构成屡屡破坏。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在迎来新发展与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经济、环境、疾病等诸多领域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应该放下政治博弈与霸权思维，能够秉持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宗旨，停止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并为促进人类整体的人权发展与进步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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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See Gareth Evan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Ending Mass Atrocity Crimes Once and for All, p. 54.
[25] 参见李伯军：《从军事打击利比亚看国际干预的法律标准》，《法治研究》2011年第7期，第7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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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王强：《西方对外军事干涉暴行遮不住了》，《环球时报》2020年12月4日，第14版。
[32] 参见李翠亭：《伊拉克战争对美国软实力的影响及其反思》，《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12-113页。
[33] 高红为、陶春：《后现代战争与世界新秩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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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参见舒建中：《美国的“成功行动”计划：遏制政策与维护后院的隐蔽行动》，《世界历史》2008年第6期，第4-5页。
[40] 贾艳艳：《美国向危地马拉实施“胜利行动”的始末》，《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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